我叫阿芳。他们说，东莞不相信爱情。我也不信。至少，在阿明出现之前，我是不信的。
凌晨两点，东莞南城的一条小巷里，我刚送走今晚的第三个客人。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
啤酒肚，秃顶，一身烟酒混杂的臭味。他完事后丢下三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，
连看都没多看我一眼就走了。我麻木地数着钱，抽出其中一张对着灯光照了照水印。是真的。
然后把钱塞进袜子内侧的暗袋，
这是我在东莞学会的第一个生存技能——永远不要把所有的钱放在同一个地方。
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给这个南方城市的夜晚增添了几分黏腻。我点燃一支烟，
靠在发霉的墙壁上，看着雨水顺着窗玻璃蜿蜒流下，
把外面的霓虹灯光晕染成一片模糊的光斑。三年了。我在东莞做了三年的“站街女”。
从最初的羞耻、抗拒，到现在的麻木、习惯，这个过程比想象中快得多。我叫阿芳，
这是我的“工作名”。真名？连我自己都快忘了。老家在贵州一个穷得鸟不拉屎的山村，
家里五个孩子，我排行老三。十六岁那年，爹妈收了邻村一个老光棍的彩礼，要把我嫁过去。
那老光棍比我爹还大五岁，一口黄牙，满身癞疮。我连夜跑了。
带着仅有的两百块钱和一身破衣服，坐了三天两夜的硬座火车来到东莞。
起初我在一家电子厂打工，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，住在十六人一间的宿舍里，
月底能剩下八百块钱。我给家里寄五百，自己留三百。如果不是弟弟要上大学，
如果不是妈妈查出胃癌，如果不是那场改变一切的大火...也许我现在还在电子厂里，
过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。但生活没有如果。“阿芳，发什么呆呢？”阿玲推门进来，
带来一股劣质香水和雨水混合的味道。她是我的“同事”，也是我在这座城市唯一的朋友。
“没什么，累了。”我把烟掐灭，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。阿玲凑过来，
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我刚才看见阿明了，在巷口站了半天，好像在等人。”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
但表面上仍装作若无其事：“等我干嘛？今天又不是周末。”“装，继续装。
”阿玲戳戳我的额头，“谁不知道他每个周末都来等你下班？都三个月了，
这小伙子够痴情的。”我不说话，从包里又掏出一支烟点燃。阿明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意外，
一个美丽的、危险的意外。三个月前的一个雨夜，我被一个醉汉纠缠，他不但不肯付钱，
还要动手打我。是阿明路过救了我。他看起来二十出头，个子不高但很结实，
一双眼睛在黑夜里亮得惊人。他打跑了醉汉，自己的手臂也被划了一道口子。
我把他带回我的出租屋，帮他包扎伤口。那晚我们什么也没做，
就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床上聊天，聊了一整夜。他是湖南人，在附近一家模具厂做技工，
比我小两岁。他说他第一眼看见我，就觉得我和别的“小姐”不一样。“哪里不一样？
”我当时笑着问他，心里却在隐隐作痛。“你的眼睛，”他很认真地说，
“你的眼睛里还有光。”就是从那一刻起，我无可救药地陷了进去。明知不该，明知危险，
明知在这个行当里动真情就是自取灭亡，可我控制不了自己。从那以后，
阿明每个周末都来等我下班。他不嫌我脏，不嫌我贱，只是安静地站在巷口，等我收拾妥当，
然后带我去吃宵夜，或者就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散步。他说他存够了钱就带我离开这里，
回他老家开一家小店，过正常人的生活。我相信他。或者说，我强迫自己相信他。
“他今天好像有话要对你说。”阿玲一边补妆一边说，“我看他手里拿着个什么东西，
小小方方的，该不会是戒指吧？”我的手抖了一下，烟灰落在手背上，烫出一个红点。戒指？
怎么可能。我们这种人，配拥有婚姻吗？但心里还是忍不住泛起一丝涟漪。
如果...如果真的是戒指，我该答应吗？我能离开现在的生活吗？“我出去一下。
”我掐灭烟，拿起伞往外走。“喂，你不换件衣服啊？”阿玲在身后喊。我摇摇头。
在阿明面前，我从不刻意打扮。很奇怪，在别的客人面前，我总是浓妆艳抹，穿着暴露，
恨不得把自己包装成最诱人的商品。唯独对阿明，我想让他看见最真实的自己，
哪怕这个自己已经残破不堪。巷口的灯坏了，阿明站在阴影里，雨水打湿了他的肩膀。
他果然在那里，手里确实拿着一个小盒子。“怎么不打伞？”我走过去，把伞分他一半。
“忘了带。”他笑笑，眼睛还是那么亮，“今天下班早了点。
”我们并肩走在湿漉漉的街道上，一时无言。雨点打在伞面上，发出细密的声响。
凌晨的东莞依然灯火通明，但行人稀少，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“阿芳，
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有些紧张，“我...我买了个东西给你。”他递过来那个小盒子。
不是戒指盒的大小，我松了口气，却又莫名有些失望。打开一看，是一条银色的项链，
吊坠是个小巧的蝴蝶。“喜欢吗？”他小心翼翼地问，
“我看你上次在商场里盯着它看了好久。”我想起来了，是上周我们路过一家珠宝店，
橱窗里陈列着这条项链。我只是无意中多看了一眼，没想到他记住了。“太贵了，
”我把盒子推回去，“你一个月才挣多少钱？”“不贵，”他固执地把盒子又推回来，
“给你买什么都不贵。”我的眼眶有些发热，慌忙低下头。
在这个人人都想从我身上捞好处的城市，居然有人愿意为我花钱，只为了我一个无意的眼神。
“帮我戴上吧。”我轻声说。他笨拙地解开扣子，手指碰到我的后颈，有点凉，有点抖。
戴好后，他轻轻把我的头发从项链里拨出来，动作温柔得像是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。“阿芳，
”他的声音更低了，“厂里要派我去深圳学习三个月，下周一就走。”我的心沉了下去。
三个月，在东莞，三个月足以改变太多事情。“好事啊，”我强颜欢笑，
“回来后能升职加薪吧？”“嗯，老板说学习回来就提我当组长。”他看着我，眼神炽热，
“等我当上组长，工资就能翻一番。到时候...到时候我就有能力带你走了。
”又是这句话。带我走。这三个字像童话里的咒语，美好得不像真的。“阿明，
”我停下脚步，认真地看着他，“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。我不值得你这样。
”“值不值得我说了算。”他抓住我的肩膀，“阿芳，等我回来，就三个月。这三个月，
你能不能...别再做了？”雨越下越大，敲打着伞面，像是急促的鼓点。
我看着他年轻而真挚的脸，突然感到一阵尖锐的疼痛。这就是爱情吗？让人既甜蜜又痛苦，
既充满希望又满心恐惧。“好，”我听见自己说，“我答应你。”他笑了，笑得像个孩子，
在雨中紧紧抱住我。我把脸埋在他胸前，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机油味和雨水清新的气息。
这一刻，我允许自己相信，相信爱情，相信未来，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属于我的一点点光。
可是东莞不相信爱情。而我，很快就会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阿明走后的第一个星期，
我遵守了诺言。我告诉妈咪身体不适，暂停接客。每天待在出租屋里，
数着日子等阿明的电话。他每晚九点准时打来，说他在深圳的见闻，说他对未来的规划，
说他有多想我。我握着那个花三百块钱买的二手手机，像是握着我全部的幸福。“阿芳，
你傻不傻？”阿玲来看我，一边嗑瓜子一边说，“男人说的话能信吗？
他说三个月后就回来接你，万一他不回来呢？你这三个月不赚钱，喝西北风啊？”我不理她，
继续织那条准备送给阿明的围巾。虽然东莞的冬天不怎么冷，但他说他老家很冷，
等春节带我回去见父母时能用上。“再说了，”阿玲凑近些，压低声音，
“你妈这个月的生活费寄了吗？你弟弟的学费呢？”我的手停了下来。这是最现实的问题。
妈妈每个月需要至少一千块的药费，弟弟上大学每年要八千学费，
还有家里的日常开销...所有这些，都靠我一个人的收入。“我还有点存款。”我低声说，
心里却在计算着银行卡上的余额。最多撑两个月，而且是在极度节俭的情况下。
阿玲叹了口气，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姐妹，不是我要泼你冷水。咱们这种人，谈不起恋爱。
趁现在还年轻，多赚点钱是正经。等老了，病了，没人要了，至少还有钱防身。
”我知道她说得对。在这个行业里，我见过太多类似的悲剧。小姐动了真情，
为了某个客人金盆洗手，最后要么被欺骗感情，要么被榨干积蓄，不得不重操旧业，
而且境况比之前更糟。可是阿明不一样。我对自己说。他和那些客人不一样。第二个星期，
我开始感到焦虑。银行卡上的数字一天天减少，而妈妈的电话一个接一个，
说爸爸的老毛病又犯了，需要去医院检查。我取了五百块寄回去，
看着ATM机上显示的余额，手心冒汗。第三个星期，阿明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，
他表现很好，老板很赏识他，可能会提前结束学习回来。“太好了，”我强装开心，
